• 小说城外

    2006-08-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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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看了半本很不对胃口的书。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》。[美]彼德·盖伊。

    ……小说的真实,究竟是多大程度的真实?怎样把真实世界和虚拟故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,成为一本有历史背景的小说?狄更斯、福楼拜、托马斯·曼,他们三个“现实主义作家”,是如何面对和突破这一难题的?

    在书展里撞到这一本,随手翻阅的时候,脑子里忽然闪出这样一串疑问。于是把这本书搬走,期待看到一些启发性的有意思的分析。

    用两程上下班公交车的时间,看了三章正文之二。总觉得陌生疏离的感觉,不甚喜欢和会心的书中气息。多少有点疑惑。

    *   *   *

    第一不喜欢,在于书的分析方法。很……弗洛伊德。狄更斯的恋母恨母双重情结所带来的矛盾心理,和对于完美女性的笔下偏好;福楼拜不成功的夭折的初恋爱,他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对婚姻的恐惧……,老实说,看到这样的章节和细节,有点烦。

    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和排斥吧。纯出于对心理学的好奇,翻墙看看梦的解析也就罢了,很怕有人活学活用,把全套弗氏理论套用到传记作品、尤其是作家传记里。上次遭遇到的一本纪德传记,弗氏分析更是铺天盖地,就差迎面开两一辆大火车了。还是和《德国的浩劫》一套里的书呢。害得我才读了十几页,立马飞扔了事。

    对于这类,以心理分析和作品分析为主要脉络的传记,心里始终不满。想不专业地乱驳几句:

    第一,弗氏理论本来就有鲜明的时代性,是那个特定时代特定族群中,特定焦虑压抑症状的产物,并不那么放诸四海而皆准。更何况,该理论本身,虽有创新,仍是文学性多于科学性的,后代心理学家也有不同的争论。——它是否真是一种分析人心的优秀工具?

    第二,弗氏理论,作为一种心理学理论,它的分析对象,应该更多的病人和非正常人吧。当时一些心理学家,大致如此。只有到了马斯洛时代,才把正常健康的人,纳入心理学的分析研究领域。——那么,以一种分析“病人”的理论,去分析一些可能正常也可能只是偶然心理失调的人,无论针对的是作者本人或小说角色也好,是否会有高高在上的隐约道德感,会有最终分析结论的偏差?

    第三,笑,作家应该是一种善玩把戏的生物。假作真时真亦假,无为有处有还无。即使有一些文字是属于自传性作品,有一些是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,还是不能简单地依靠这些文字中的事实,进而去推论文背后作者的心理和感情结构。随随便便以精神分析理论解读某本书中人物的表现,划个等号,顺带引伸到小说背后的作者本人心理上,(或者相反,从理论而作者而角色),把三者简单画上等号。似乎有点不妥?

    第四,退一万步说,即使证明了某人的口腔期、某人的力比多、某人的恋母情结之类,又复如何呢?除了增加谈资,有助于读者对整部作品本身的欣赏和喜爱么?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而言,套用几串心理分析名词,套上几种“情结”帽子,是否构成了对这本书欣赏和了解的全部?是否能充分阐述出传主作为文学创作者的优缺点和突破所在,充分对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作出探寻?

    好象有点说远了。本来要说说“历史与小说”的,先竟被“心理学与小说”主题拉了过去,场外乱说了一次。

    倒不是完全针对这本书。是我平日阅读中,对该类文体日积月累的怨念与排斥感之深吧。呵呵。(笑,有弄错理论,门外乱弹的地方,CZ来纠偏和说服我吧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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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说回正题。小说与历史。

    可能因为全文的成书背景,是基于作者的某次演讲的稿本。所以,就看过的两段给我的感觉,不算太有条理性和逻辑性,论证过程也有跳跃和直接评判的气息,“显然、必然、太过于”等等笔法,个人觉得稍嫌主观,思路跳跃过快。

    嗯,这其中,也不排除是翻译影响,带给我种种违和感。

    “这同时也是一个豁达愤怒的人的脸庞”,这句话就不易理解,豁达和愤怒的组合。

    “这本小说的结尾可以说是现代文学中最为反感伤的杰出手笔之一”
    ,默~~~,还以为是“最为反感”,仔细看看,可能是“最为感伤”?多字引起歧义了。

    这些只是词义混乱模糊。逻辑论证上,也不是没问题的。有时侯,给人的感觉,颇为主观随意,很仓促就给定了性。例如下面两段:

    ——1846年的年底,又发生另一起出版商剽窃他作品的事件,但这次他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。‘宁可吃个大亏’,他在一封写给约翰·福斯特的公开信里写这样说道,“也比吃法律的更大的亏要好些。”我永远忘不了上次《圣诞颂歌》事件所带来的焦虑感觉,花那么多钱,最后竟然得到不公平待遇的下场,我当时只不过要求属于我个人该有的权利而已,结果是,我变得好像是个强盗,而不是被抢的人。他不得不如此“夸大这种偏颇的敏感性,因为法律的恶劣和粗暴实在已经教人恼怒到忍无可忍的地步”。狄更斯在此无疑对当时的英国法律发出了有力而严酷的控诉,在他看来,英国法律恶劣的程度较之所制造出来的犯罪,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    ——狄更斯这种既愤怒而又无能为力的无可奈何态度似乎很容易理解,然而,他对这些侵犯知识产权之行为的反应毕竟也太过于脆弱,并不足以支撑一本长篇小说的篇幅。而且,我们也看得出来,他实在太过于病态的敏感了,适巧他又是一个浑身充满文学想象力的作家,未免因而更进一步渲染了他心中的怨恨,他把自己最不愉快的这些经验加以扩大渲染成为某种伤害,然后在《荒凉屋》之中栩栩如生展现出来——当然,在描写这样的伤害时免不了也包含了想象的成分。整体来看,这本小说就像是在发泄一股可爱而优雅的怨气。

    上面的两段文字,狄更斯对上次诉讼的失望,他对新一次盗版问题心不甘情不愿的不予追究,都还算历史事实。……然后,对这一行为的评价,“太过脆弱”、“太过病榻敏感”、“并不足以支撑”一类,好像是基于评论作者本人的文化背景、价值立场和行为经验而做出的主观判断?依据不足,不容易被我接受。

    另外,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在心理上尊严上所受到的伤害,究竟能知道些什么呢?缺少足够的证据和比较,甚至即使有了部分的证据和比较,他又怎么可以简单判断,说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里,另一个人的创伤反应,是恰当的还是过分的,正确的还是错误的?

    思ing,已经不仅是心理分析,而是有点,借着在做个人价值观评判的味道了?

    *   *   *

    这就带出了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》一书,给我的最大的阅读别扭了。历史学家和作家之间,思考方式和方法论的巨大鸿沟。

    以一个文学爱好者,而非历史学专家的视角,试着梳理,找出我的困惑和别扭感吧。呵呵。

    (以下略,默~~,怎么又长篇口水了。不行了先睡觉去。待补。)


    历史上的今天: